1948年12月，华北地区的张家口外，第三兵团指挥官杨成武面临着一道艰难的选择。此时，城内守军约五万，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颇为强大，而杨成武手下仅有六万多兵力，想要歼灭这支敌军，显然不仅仅是发出“进攻”的命令那么简单。更令他感到压力的是，因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在三月前从张家口撤回新保安的事件，杨成武曾遭到中央军委的批评。那封电报言辞十分严厉，明确要求杨成武承担相应责任。对作为指挥官的他而言，眼睁睁看着敌军逃走，心理负担可想而知。

事情可以追溯到平津战役的整体策略布局。1948年11月底，东北野战军进入华北，迅速改变了战局。傅作义的部队被困于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和塘沽一线，既要保护平津，又要警惕绥远的老部队受到威胁。杨成武负责察绥地区的作战，旨在牵制傅作义，阻止其南下。在淮海战场的动态影响下，中央军委对战略进行了调整，使得杨成武暂时后撤，以稳住傅作义的态势。傅作义错判了形势，以为解放军攻势减弱，遂命令第三十五军向西进军张家口，意图打通平张铁路，解救后方威胁。

这一行动恰好为华北部队提供了围歼的机会。然而，战场的发展并未完全如预期。杨成武最初将重兵部署在張家口的西面，试图切断敌军退路。然而，第三十五军在意识到危险后，及时改变方向，东撤至新保安。由于未能及时合围，郭景云的部队成功穿过包围圈，撤回了安全区域。随之而来的是中央军委的电报，意指杨成武未能阻止敌军逃回北平。毛主席的批评虽然针对的是战术部署，绝无个人否定之意，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中，这句话对杨成武来说依然沉重。虽然有人劝他保持镇定，指出张家口尚在控制之中，他必须全力以赴去打好这一仗。

12月下旬，新保安战斗开始时，第三十五军被杨得志的部队围住，傅作义的部队在12月22日被击溃，损失约1.7万人。尽管新保安的胜利成为了平津战役的关键，但张家口的战斗并没有随着这场胜利而结束。根据相关战史，张家口守军包括第一〇四军和第一〇五军的残部及地方保安队，总兵力约五万，城防要比新保安更加坚固。如果敌军固守，解放军即便最终胜利，也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。

然而，新保安的失守促使傅作义决断，认为守军继续固守意义不大，命令孙兰峰储存实力，试图从城内突围。尽管这一命令在保存力量上是合理的，然而突围意味着守军必须放弃城市的防御工事，给了对手可乘之机。杨成武迅速判断出敌军的行军方向，将主力部署在西北，封锁通往绥远的通道，同时调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，加强对西南的侧击与封堵。随着兵力的增加，解放军在张家口外围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。

12月24日前后，孙兰峰部队开始突围，然而被解放军猛烈阻拦，前进受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支解放军迅速进入张家口城，切断了守军退回城区的道路。城外的解放军无法突破，城内的守军也失去了防线，数万人员迅速陷入混乱。战斗持续时间不长，张家口守军大多数被歼灭，孙兰峰仅带少数骑兵逃走，解放军的伤亡相对较小，敌我损失比极为悬殊，可谓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运动歼灭战。

有趣的是，尽管张家口战役的战果如此显著，但却常常未能获得与新保安相提并论的知名度。其原因显而易见。新保安战役直接摧毁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，显著改变了其战略部署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尽管张家口战役歼敌数量更多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响应了新保安战役的连锁反应。敌军之所以急于突围，正是因为第三十五军的覆灭使得张家口成为孤立的据点。此外，杨成武受到批评的经历，让后来许多叙述下意识聚焦于“放走三十五军”这一点。实际上，中央军委之后多次关注张家口战局，对杨成武组织包围及歼灭敌军的行动给予肯定。之前的批评只是针对特定的作战部署，并非对整个战役指挥的否定。

然而可惜的是，战场上的功过往往会因为一封电报或一段简短的叙述而被重塑。杨成武在张家口取得的辉煌胜利，正是在他面临极大压力时完成的。这个胜利并没有掩盖新保安的重要性，也不应被新保安的影响遮蔽。